“不轮班、没老板、无约束”。

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模式。从Uber打出这一口号招募司机开始，众多零工经济公司纷纷使用这一广告招募零工。

“宁愿送外卖，也不进工厂。”张林洲是无数秉持这一观念、加入送外卖大军的一员。他是90后，从二本建筑类大学毕业后，由于不愿意去工地常驻，创过业、送过快递，最后选择了当外卖骑手。在中国，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新生代工人对灵活、自由工作伦理的看重，“灵活就业”逐渐被人们所关注。

今年年初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。灵活就业涵盖的不仅是家政工、餐饮服务员等传统服务行业的零工，还有新业态工种如众包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网络主播、游戏代练等平台零工。灵活就业的兴起，背后既有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冲击，也有企业弹性用工的需求和部分劳动者对于灵活就业的追求。

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，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、知识分享、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，促进灵活就业、副业创新。一方面，灵活就业被看作是就业市场的“蓄水池”，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对企业来说则是降本增效的方式。它也意味着对传统雇佣模式的挑战。另一方面，脱离了传统的雇佣模式，零工经济劳动者也面临着保障缺失、不稳定性增强和经济风险加大的困境。

去年7 月，多部委连续出台文件，要求加强对平台零工权益的保护，例如强化职业伤害保障，以出行、外卖、即时配送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，组织开展试点。如何维护零工权益，正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
零工经济不再是边缘的二级市场

断断续续时间算下来，张林洲已经送了两年外卖。他曾有朋友到工厂打工，虽然有社保，但是他觉得“那像牲口”。“没有休息的机会，没有尊严，上厕所都要打报告，而且每天只能上一两次。”张林洲说，“进厂像坐牢一样，即使我再落魄可能都不会考虑。”

他即将年满30岁，稍有门槛的技术工种已经不好找，外卖则相对门槛更低。他也送过快递，但经历了随意罚款、单价压得极低后，选择了外卖这份“当时单价比较高、相对灵活自由”的工作。

3月18日，福建泉州市，街头忙碌的物流配送人员。图/人民视觉

张林洲的选择并非独树一帜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背后是劳动力从传统生产制造业向服务业、尤其是平台工种流动的趋势。“现在零工经济已经不是过去边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，它已经变成一级劳动力市场，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方式。”

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，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，从2013年56.8％下降到2020年的48.1％；而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，从2013年的42.6％增长到2020年的51.5％，形成了“剪刀差”效应。

“灵活就业兴起与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转型有非常大的关系。”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中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，以输出廉价劳动力为主，但随着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、印度、非洲等地，过去存留的大量劳动力则流动到了其他行业。

00后赵娜在去年底到今年1月短暂地做过家政工。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，没上大学。由于进厂做普工需要熬夜值班，她进厂没几个月就辞职了。之后，她一直靠做家政钟点工维持收入。

闻效仪认为，在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转轨阶段，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正规就业带来影响。灵活就业介于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，起到了就业“蓄水池”的作用。

“如果作为‘就业蓄水池’，零工经济是相对正规就业而言的一种补充就业形式，也是承接实体经济就业状况不佳时的一种兜底手段。”闻效仪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国家政策应支持灵活就业发展。

另一个有关灵活就业兴起的背景是企业所采取的“轻资产化”管理方式。闻效仪说，企业经营的目标越来越追求在金融市场中获取高市值，相应地希望避免劳动者的要素对企业绩效形成约束，尽量追求一种弹性劳动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