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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5月06日 09:27:32   来源:枣庄市档案馆

孙伯龙


孙伯龙,名景云,伯龙是字,后以字代名。1903年生于山东峄县四区(现属枣庄市薛城区陶官乡)中李庄村一个富裕家庭。


学生时代孙伯龙自幼聪慧,少有大志,颇受父母喜爱岁时(1909年)开始读私塾,后转入初小就读。


1919年,孙伯龙初小毕业后,遂考入峄县韩庄镇(现属微山县)高等小学就读,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中国。孙伯龙高小毕业后,为了组织学生运动没有离校,被全校同学推选为“韩庄高等小学反日救国会”会长。


1922年,孙伯龙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。此时,济南已有共产党人在活动,并建立了由中共中央直属的济南支部。在此影响下,孙伯龙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,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。


1926年春,孙伯龙离开了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为了追求光明,寻找救国之路,他奔赴广州,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,不久加入了国民党。


出师北伐


1928年4月,孙伯龙在黄埔军校予科学习期满,适逢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北伐,即随北伐军挺进鲁南。战士们士气高昂地唱着:我们一定要北伐,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;不怕死,不爱财,为民为国察北伐军所到之处,均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。


北伐军开赴鲁南之后,一举战败了奉系军阀孙百万部,山东峄县城被国民革命军占领。至此,孙伯龙奉命留在家乡峄县,遂组建了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和县政府,孙任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(后称书记长),成为国民党在峄县的主要官员之首。


为了唤起民众,孙伯龙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,公开提出“打倒贪官污吏”、“打倒土劣绅”、“解放妇女,提高女权”等口号。孙伯龙曾动员他在峄城完小任教的妻子葛伯华到识字班讲课。葛老师在任课期间,既教妇女读书识字,又教唱革命歌曲。他在峄县城里创办了“血花”书店,积极推销进步书刊,如鲁迅的《野草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呐喊》等等,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。



1928至1930年期间,他直兼任峄城完小校长,并亲担任学校的“党义”课,主张创办新型学校。


朱道南


孙伯龙虽身为国民党县党部要员之一,但内心同情支持共产党人。他的同乡好友共产党员朱道南参加广州起义后,因与部队失去联系,返回家乡峄县,在孙伯龙的多方掩护下,才得以在教育界立足,广泛结交进步人士,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


因而他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地位下降,先由书记长降至秘书长,不久又降至普通执行委员。1931年,孙伯龙被调到山东博山县党部,先后任整理委员和执行委员。


1934年,孙伯龙终被贬黜,返回峄县老家,深感爱国有心,报效无门”,思想极度苦闳。他反复地思虑着这几年所做的一切,总认为自己没有错。于是,他挥笔写道:“官可丢,志不可屈。”以此来表达他为国为民,刚直不阿的决心。


创办学校


1934年,孙伯龙回到家乡,看到攻教腐败不堪峄县城内唯一的完全小学办得不成样子。他决心凭着自已的声望,在城内创办一所新型学校,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个阵地。


争拨黉学学田为新建学校的经费来源,故该校取名为峄县文庙小学。文庙小学办起后,孙伯龙担任了校长。起初全校仅有4个班,后来发展到6个班,约200余名学生,其中工农子弟和女学生占相当比例,这是文庙小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一个鲜明特点。


孙伯龙全家合影照(1935年)


文庙小学的抗日救国行动,使峄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。他们惊叫:“文庙小学了不得了!出现了共产党了!"并扬言要抓捕进步青年教师梁巾侠和张耀。孙伯龙知道后,便挺身而出,理直气壮地宣称:“日军入侵,国土沦丧,师生宣传抗日救国,何罪之有?!”并针锋相对地说:“据传,有人要去学校抓共产党,这是他们的事,我管不了。但是,去学校抓共产党,必须拿出证据来,否则,我决不答应!”尽管当时孙伯龙在政界已无地位,但他的这些话,峄县当局不得不慎重考虑,因而抓捕梁、张的阴谋,未能得逞。


“七七”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开始了。此时,孙伯龙成立了峄县抗敌后援会,孙伯龙被推选为会长。从此,孙伯龙带领全县师生,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不久,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,全县所有学校不得不就此停办,文庙小学也结束了它一段不平凡的校史。


弃教从戎


文庙小学停办后,孙伯龙即弃教从戎,回到家乡组建抗日队伍,准备给侵华日军以迎头痛击,誓死保卫国家,保卫家乡。


从此,孙伯龙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心,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技能,对刚刚拉起的人民子弟兵抓紧培育,日夜操练,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。


因这支队伍大都是农民出身,所以,平时积极练兵打仗,农忙季节带枪回家帮助收种,始终保持着人民子弟兵的本色。


组建运支


孙伯龙率部西返时,周营一带还有一支抗日武装在活动,其番号是第五战区。


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坚决主张“枪口对外,一致抗日”,抵制了峄县地区的反共顽固势力,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,遂在共产党的倡导下,组建了以朱道南和他为首的“山外四部抗日军联合委员会”及以他为首的运河支队、峄山支队,辗转于运河南北和津浦铁路两侧,开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,组织发动民众,坚持敌后抗战,屡御强敌,战绩卓著,深受鲁南军民的敬仰和爱戴。

 

运河支队成立后,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得知孙伯龙参加了八路军,便恨之入骨,互相勾结,进行报复。日军曾多次搜捕孙伯龙全家,并纵火烧毀孙家所有房舍,他刚出生三天的小女孩险葬在火海之中。此时,国民党峄县反动当局也趁火打劫,无理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。


在他得知爱女身惠重病之际,也只是夜间回家看望了一眼,即在妻子面前发出“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”的感叹之后,便舍家弃子急促促地返回营地。

  

旗开得胜


1940年初春,孙伯龙率领刚刚建立的运河支队,活动于运河两和津浦路以东地区,运用“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,分散隐蔽,机动灵活”的游击战术,神出鬼没地不断袭击敌人,拾日军以很大压力。贾汪等据点的日本指挥官恼羞成怒,便执意寻找运河支队进行决战。

 

整个战斗,只用20多分钟就结束了自运支建立到春夏之交,仅仅数月,孙伯龙率领运支的健儿们,在苏鲁支队和峄县县大队的配合下,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,给日军以重创,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。

 

回师运南

 

孙伯龙晋升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后,具体分管军事训练和机关工作,这比在山外带兵打仗,南征北战轻松得多,安定得多。但是,他在思想上并不轻松,也并不安定。


运河支队、苏鲁支队和峄县县大队先后进山后日军疯狂进行清乡扫荡,环境日趋恶化。他经过反复考虑,觉得自己必须回到山外去,重新发展队伍,决不能让运河南北地区得而复失。于是,他下定决心,请求出山,重新打开运河南北地区的局面鲁南区党委和军区领导,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,经研究决定,同意孙伯龙出山的请求。


此次出山,除了以孙伯龙为首的峄山支队外,还有运河支队,峄县县大队一中队和峄县党政机关。从此,原运河支队的创始者——朱道南、孙伯龙、邵剑秋等又走在一起了。

 

壮烈殉国


1941年,日本帝国主义在12月8日,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从11月5日开始至年底,日军纠集5万余兵力,对鲁南、鲁中山区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疯狂大扫荡,加之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我军的磨擦和压迫,抱犊崮山区我军活动范围大大缩小。

 

1942年初,驻枣庄、峄城等据点的日伪军,在敌结東对鲁南、鲁中山区大扫荡之后,就开始对运河南北地区进行扫荡和蚕食。


元月2日,日伪集结100余人,对驻防毛楼的我峄山支队进行远距离的奔袭。孙伯龙驻防毛楼,距涧头集据点仅有六华里,也近半月之久未有移防。敌人鉴于1941年春夏两季分路合击失败的教训,突然改变了战术。是日凌晨,日军从四面悄悄包围了毛楼。哨兵发现敌情后,即向孙伯龙支队长报告。孙支队长略一沉思,说:“敌人来得好快呀!看样子来者不善,善者不来。”

毛楼血战的民房


即命令部队迅速向西面库山转移。当部队走出毛楼不足一华里时,突然遭到南面仅半华里远的东、西于沟村内敌人的伏击,当即有10余名战士倒下,也有的溃散。孙伯龙面命令部队立刻回村固守,一面向敌人还击。但是,由于敌轻重机枪的疯狂扫射,组成一道道火网,孙支队长的头部,腿部连中数弹,倾刻倒在血泊中。天亮之后,撤回毛楼村内的仅有几个非战斗人员和两个后卫班,共30余人。敌人发现我守村部队兵力薄弱,便缩小了对毛楼村的包围,以村外的零散房舍为依托,从西面发起猛攻。


在毛楼战斗中,孙伯龙支队长壮烈牺牲了,他的枣红战马也因在炮火中脱缰而被日军俘去。敌人看中了这匹良马,但任凭鞭打也休想骑它。日军指挥官找来了驯马的能手,竟被它活活摔死。最后,这匹义马被敌人枪杀了(另传说不食而死)。


毛楼血战日军毒气弹投掷处

 

孙伯龙同志的遗体,由抗日县政府从后孟村买来口棺木成殓后,安葬在涧头集附近的郑庄,日伪声言要扒坟扬尸,又迁至黄邱山套的山傍上,该村开明地主献出一块墓地。


此后,又有几位运支抗战烈士,也长眠在支队长的身方。直到解放以后,还有一位历经南征北战的运支老战上,于临终前交代子女,死后要陪伴支队长去。其后人遵此遗嘱,将这位革命老于部葬于孙伯龙墓地的北面,使两位英灵紧紧靠在一起。


孙伯龙墓


在那战乱的岁月中,每到清明、春节之际,村民总不断到孙伯龙墓前添坟烧纸,他们还念叨着:“运河两岸的老百姓,水远忘不了你啊!”



参考馆内资料:薛城文史

原题:孙伯龙烈士传略

作者:刘承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