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范街道最南边的山脚下，有个古老的小村庄，叫和尚寺村，俗称老和尚寺。南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住持老和尚，因此而得名。

据说祖辈因战乱逃难到这里，见此处三面环山，相对安全，遂定居下来。抗战时期，周围村民到村南山里避难，被敌军误认为是军队驻扎而遭轰炸。村中以赵、刘两姓为主，后来有少数王、周、黄、吴姓亲戚搬来，繁衍生息，村落逐渐扩大，鼎盛时拥有80户人家，370多人，分成两个生产队，居住在山腰上半截的叫上队，居住在下半截的叫下队。

“嘟嘟…嘟嘟…”每天早晨8点，生产队长就在村中大槐树下使劲吹哨子，听到哨子声，男女社员们都从家里奔向大槐树下，分工、领活。每个生产队里有羊圈、有牛栏。孩子们上午上课，下午相约一起割草，送到生产队牛栏里，按照斤数折合成工分，年终领粮食。孩子们一起割草，一起排队，一起观赏天边的云彩，一起偷吃喂牛的料豆子，至今记得那豆子喷香。

牛栏旁有一大片宽敞平坦的场地，叫社场。主要打麦子，晒粮食用。每年麦收之前和秋收之前都要把场地整平轧光滑，叫轧场。收割后的庄稼在社场上晾晒，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，妇女们一天翻几遍，叫摊场。记忆深刻的是打场。一个老人站在场地中心，用绳牵着牛，牛身后拉着一个圆柱形有怀抱粗的大石碌子，后面拴有一个圆形的大石板，叫耢石，一圈一圈画圆碾压。碾碎后，妇女们用桑叉和扫帚，把粮食粒分出来。趁着有风的晚上，男人们用木锨迎风撒向空中，让麦糠随风飘散在外围，落下的粮食在里围，这叫扬场。

麦收是最忙的季节，全村男女老少都上阵。金黄色的麦地里，社员们头戴席夹子，手握长把镰刀，在地头一字儿排开。青壮年男人带头，后面依次是小伙子、大姑娘、家庭妇女。年纪大些的就在后面用麦秸打腰子、捆麦子。人们忙碌着，说笑着，不一会工夫，一块麦田就割完了。回头望去，麦田地站着一个个麦个子，就像一排排士兵。那时候，农村学校有麦假和秋假，老师要帮助生产队割麦子，学生就跟在大人后面捡拾麦穗。

后来村里架了电，买了打麦机。白天割麦、晒场，晚上用机子打。把青壮年劳动力和大姑娘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个小组。机器轰鸣，大人们忙得脚不沾地，满脸的灰尘汗水，全身都飘满了麦糠，脸上却荡满了丰收的喜悦。轮到下一组后，上一组的社员们就顺便歪在麦穰垛边，疲劳的呼呼大睡。顽皮的小孩子光着脚丫子，在刚打好的麦粒堆里，快乐地跑、打滚、翻跟头，那真是一个热闹。每当麦收时节，家家都能喝上几顿麦仁汤，吃上一顿白面条，吃上掺有小麦的白煎饼，这算是对紧张繁重劳动的犒劳。

麦收后，社场边，平地崛起一座座高如屋脊的麦穰垛，那是生产队牲畜冬天的主要饲料和全村人滚煎饼的燃料。

在三座山下，人工打了三口井：东井、西井、北井，都是大约20多米深，一米见方的井口，都有四块大石头砌成。长年累月，井口石头被井绳磨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，光滑发亮。这三口井和村子一样古老，是全村300多人生命的源泉。

我对老井的最早记忆是春天淘井。有高大圆形的木制风车，有很粗、很长的绳子；有妇女姑娘组成的拉绳队伍，有井口中年男人的号子声；有淘出的一筐筐石头淤泥，也有东家的水桶，西家的银镯子，因为这些都是以前提水时，不小心掉进井里的。失而复得，大家自然一阵欣喜。感觉淘井像过节一样热闹、快乐。早晨出工之前，傍晚收工后，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结伴去井边挑水。西井旁边还有一个用一整块特大石头凿成的椭圆形大石槽，有磨盘那样大，供妇女姑娘们洗衣服用。小伙子们也去井边挑水，打闹说笑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村还没通电，全村照明都用煤油灯，一般家庭大都用小玻璃瓶子或者墨水瓶，在金属盖中间钻孔，用棉线捻成灯捻子，从瓶盖穿过插入瓶中，再倒入一些煤油，这是最简易的煤油灯，家里生活照明用。一般家里都会有一个提灯，也叫罩子灯，这是在商店里买的，铁制架子里有个圆柱形玻璃，罩着跳动的火苗，这种灯高级在玻璃罩下有个螺钮，可以调节火苗的大小，可以防风，可以用手提着，也可放在高处，是走夜路或者加班干农活的照明灯。

夜晚，小小的煤油灯是每个家庭唯一的光明，只有在天黑透了，月光也不亮了，各家各户才会陆续点起来。为了节约，灯芯拨得很小，光线很微弱，甚至有些昏暗，连灯下的人也模模糊糊。当时煤油是三毛四一斤，现在看来很便宜，但当时一个鸡蛋卖五分钱，一斤猪肉才七毛三。对于贫穷而节俭的村民来说，使用煤油灯也是一种奢侈和浪费，若不是家中有婚丧嫁娶，谁会舍得照明到深夜呢?

靠山吃山。我们村的三座山上，长满了齐腰深的山草，那时候都叫黄麦草。当时农村盖石头墙的房子，都用它来缮屋顶。秋收后，生产队把山划片，以家为单位，组织村民上山割黄麦草。必须把当天割的山草，肩挑身背手提，运到山下，再运到社场里垛起来。年后出售，三元一称，好一点的五元一称，一称就是一百斤。这成为生产队里重要收入。

孩子们也嚷嚷着要去割山草，其实，割不一会，就结伴逮蚂蚱，秋后的蚂蚱很肥胖，回家放锅底下烧着吃，满嘴喷香。傍晚下山，大人们肩挑背提，小孩子也背上一小捆黄麦草。走得特别带劲，因为每当这个时候，生产队里会从羊圈里逮杀几只山羊，在山脚下支起两口大铁锅，羊肉飘香，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。各家按照主要劳动力的多少领回一份羊肉，加上羊血、羊肺等羊杂，家里人口多的就再出个八毛一元的算一份“羊肉份子”。用瓷盆端回家，放在大铁锅里加上半锅水烧开。在清冷的月光下，一家老小围坐在院子里的磨盘边上，羊汤泡煎饼，便是最丰盛的牙祭。

小时候的冬天格外漫长寒冷。清晨，屋里脸盆、水缸都结冰，茅草屋的屋檐下都结满了一尺多长的透明冰溜子。大一点的孩子们就用木棍打下来，小孩子们满地抢着吃冰棍，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也能抢到一小段。下雪天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感觉寒冷的西北风裹着雪花直往脖子里、裤腿里、袖口里钻。那时没有秋衣秋裤，更没有毛衣毛裤，都是光着身子穿棉袄棉裤。记得我脚上穿着茅草鞋比较暖和，为了耐穿，我娘把鞋帮用旧布块多缝了一层。有时放学回来，踏雪湿透了。母亲就把我的茅草鞋放在火盆边烤，第二天烤干了再穿着去上学。

当时农村取暖的方式大都是火盆，土里土气的圆形泥盆。制作简单，秋天，从山脚下挖来黏性黄土，掺上些细碎的麦糠、麦穰和成厚泥，成型后，放在风口风干。寒冬时节，搬进堂屋中间，放上豆秸